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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国际教育的出路

by admin on 2020-05-30
未来国际教育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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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冠疫情爆发时,一份关于高等教育形态的新报告指出,大学生们应有能力判断哪些高校能够在疫情中幸存下来,而不仅仅是高校在说“我们已经安排好在线授课,一切都会很好”。

5月4日星期一,凯克研究生院Minerva Schools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本•纳尔逊(Ben Nelson)警告说,由于大学生们看到众多高校都不能克服疫情对教学的影响,也许会在今年选择退学,从而使某些学校陷入破产境地。纳尔逊参加了一个网上题为“新思维学校”的小组讨论会,就由卡塔尔基金会和经济学人信息部(EIU)合作撰写的以创新的模式提供高等教育报告讨论。他说:“今年,学生们肩负着不平凡的责任,因为在我的记忆中,学生们第一次有让学校破产的能力”.

大学需要与学生们沟通

“一方面,学生需要理解大学的难处,辍学一年,很多人都能负担得起。而另一方面,学校也应该意识到他们需要跟学生们沟通以传达明年将会发生的事情和学校将会采取的措施。”纳尔逊说。他还警告各大学,疫情后将会发生的事情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在疫情期间大学所采取的措施,并敦促各大学不要相信只要在疫情后将营销做好能将他们从破产危机中解救出来。

卡塔尔基金会副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谢哈·辛德·宾特·哈马德·阿勒萨尼阁下在网络研讨会开幕时说,这份报告是在世界受到新冠病毒袭击之前撰写的,但她补充说:“疫情几乎一夜之间改变了我们人类的传统教学方式。”她引用阿拉伯语的一句话:“知识是寻求得来的,知识是不会来找你,只有你去找知识。”

经济学人信息部公共政策的主管克莱尔·凯西(Claire Casey),在会议开始时,询问专家小组,在应对全世界有15亿多学员因疫情而无法上学或上课的情况下,他们认为如何利用现代技术来提供更好和更具包容性的教育方式。

不平等性

斯佩尔曼学院院长玛丽·施密特·坎贝尔(Mary Schmidt Campbell)表示,校园和宿舍的突然关闭暴露了所有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完全损害了学生成为一名健康、有活力、有正义感和敬业精神的成长能力”。作为美国亚特兰大大学中心联盟的一部分,号称是“非裔妇女教育的全球领导者”。坎贝尔说:“我们在一周内从课堂教学转为在线教学,才意识到80%的学生从未上过在线课程,相当一部分学生根本没有足够的笔记本电脑来应对这些突发事件。”

坎贝尔补充到:“由于很多学生无法有效的连接到互联网,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调整我们的在线教学方案,我们的教职工人员都非常出色。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需要来改造我们的教育系统来应对。”

卡塔尔基金会(Qatar Foundation)教育顾问弗朗西斯科•马尔莫莱乔(Francisco Marmolejo)表示,全球只有60%的学生能够转到远程教学系统,但我们需要关注和解决另外无法使用在线远程教学40%的学生的问题”。马尔莫莱乔说,对一些教师来说,向在线教学的转变是“痛苦的”,世界各地的一些教学机构也相应地限制了在线教学模式,“因为他们担心最终会被取代”。他补充到,在线教学的另一个挑战是如何让学生们在无法与他人正常交往的情况下保持他们的积极性和良好的心理健康。

挑战性

马尔莫莱乔建议,新冠疫情下为传统的高等教育提出了挑战性的机会,这是教学变革的催化剂,高等教育应该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转变。“现在是时候提出创造性的思考和重新设计高等教育系统,使之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 马尔莫莱乔说。

拥有17万名学员的英国最大高等教育机构开放成人大学(Open University)副校长蒂姆·布莱克曼(Tim Blackman)说,新冠病毒的影响对他们来说没有实体高校那么严重,因为他们主要是以在线教学为主,并且发现在疫情中解雇的员工对他们的免费在线课程有很高的需求。他认为,互联网和数字媒体是开放高等教育的有力途径,特别是对于那些半工学的学员们,以及那些有残疾障碍或需要照顾小孩的家庭妇女。布莱克曼说:“尽管在网络和数字化世界中学员之间存在着鸿沟,但使用数字媒体和网络是一种极好的方式帮助那些原本不会从高等教育中受益的人。”。

斯佩尔曼学院的坎贝尔说,未来的高等教育需要公立和私营教学机构共同合作来建立新形式的学术合作关系。“我们必须摆脱旧的营销和竞争模式。”她说。马尔莫莱乔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大学之间需要在教学体系中进行协作和相互寻求交集。协作不同于合作。合作是两者做互相应做的事情促进双方共同利益;而协作就是让两者在一起互相帮忙都做些新的对于各自有利的事情。”

国际高等教育的未来

至于国际高等教育的未来,纳尔逊建议发展和试行让学生在四年的学位课程中在七个不同的国家生活和学习。尽管在疫情的封锁期间,一些滞留国外的学生能够通过现场视频讲座和在线辅导,在疫情中不间断继续学习。作为一个切实可行的步骤,他建议大学改用这样一种模式,即使学生在校学习的第一年也让他们多接触在线教学,然后在学年的第三年则到另一个国家的校区进行学业。“在使用同一个校区,大学可以容纳两倍的生量。他们从而可以获得更高的效率,降低成本,让更多的人更容易接受高等教育,”纳尔逊认为,我们迫切需要一些创新的想法,据估计,在疫情期间回国的留学生中,有70%的人不打算疫情后回去完成学业。这将对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来说,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澳大利亚40%的学生都是来自国外的学生。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具有挑战性的国际高等教育方案,让国际高等教育在疫情过去后重新站起来。

对以上各专家的表述,您们赞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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